2026-07-08
我今年97岁，加入中国共产党已有74年。回首过往，我从19岁起就将“为人民服务”的信念深植于心，并贯穿我的一生。
我自幼听着抗战歌曲成长，心中早早埋下了追求正义的种子。中学毕业后，我遵从父母的期望，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，并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生物系开始了医学预科的学习。彼时正值解放战争，南京的学生运动蓬勃发展。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，我积极参与其中，走上街头游行，并组织了民歌社，传唱来自解放区的民歌，责任感与使命感日益增强。
1948年，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支持下，我与同学一同前往中原解放区，进入中原大学文艺训练班学习。在那里，我们学习政治理论，并为战士和群众进行演出。那段经历对我而言意义非凡，自由的空气中充满了年轻人的热血与理想。南下武汉后，“文训班”改组为文工团，我成为其中一名音工队员。
由于自幼学习钢琴，我具备一定的音乐基础，很快成为团队中的业务骨干。鉴于许多队员缺乏专业训练，在演唱附点音符和切分音时常有偏差，我便耐心细致地一一纠正。队员们因此认为我“挺明白”，便让我负责打拍子，就这样，我成为了文工团的指挥。我的指挥生涯，也正是由此因革命工作的需要，在不经意间开启。
文工团的生活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我，让我深刻理解观众和人民的需求，这为我一生奉行的“艺术为民”理念奠定了坚实基础。1951年，我随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中南分团深入广西的大苗山、大瑶山等地进行慰问采风。在深山之中，我聆听了当地老乡们朴实真挚的歌声，它们充满生命力，令我深受感动。那一刻，我无比清晰地认识到：音乐源于人民，文艺工作者有责任让美好的艺术惠及大众。
1952年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在我的成长过程中，没有人明确教导我应树立怎样的人生观，是革命队伍教会了我：文艺来源于人民，理应服务于人民。这句话已深深烙印在我的灵魂深处，成为我作为一名党员和文艺工作者的行为准则。
之后，组织上保送我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深造，并推荐我参加苏联指挥专家班学习合唱指挥，随后又公派我赴莫斯科学习歌剧和交响乐指挥。在长达三年的留学期间，我全身心投入专业学习，反复钻研总谱，并广泛涉足当地的音乐厅和歌剧院，观摩排练、欣赏演出，尽我所能地汲取知识。1962年，我在莫斯科成功指挥了意大利歌剧《托斯卡》的公演，成为首位登上国际歌剧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。那年我33岁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我所取得的一切成就，都离不开祖国和党的培养，我必须将所学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人民，用我的专业所长回馈社会。
回国后，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。1978年，中央歌剧院得以重建，我被调任为首席指挥，并继续兼顾教学工作。为了让更多中国观众了解并喜爱歌剧，我采取了一种“笨办法”：自1979年复排《茶花女》起，每场歌剧演出前，我都会在休息室为观众举办一场20分钟的歌剧欣赏讲座，介绍歌剧的时代背景、音乐特色等。这种“边演边讲”的形式备受欢迎，被大家称为“郑小瑛模式”。我这样做，只是希望让大家更好地理解我们所从事的艺术。这件事，我坚持了下来。
此外，我还致力于推动“洋戏中唱”。我们投入大量精力引进西方歌剧，但不能止步于此。歌剧要在中国落地生根，就必须让中国观众能够理解，语言是关键。俗话说“阳春白雪，和者盖寡”，我并不认同。我毕生的追求，是希望“阳春白雪，和者日众”。我常常思考，即使“和者”每天只增加一人，我也感到欣慰。作为文艺工作者，我们应当努力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，使其更加健康、富有活力和创造力。
近年来，很多人称我为“硬核奶奶”，认为我在90多岁高龄仍坚守指挥一线。对我而言，这只是认定该做的事，就全力以赴地去做。
我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，曾先后三次罹患癌症。当被问及是否害怕时，我回答说，害怕能解决问题吗？疾病来临时就积极治疗，若是无法避免的，就尽快完成手头的事情，减少遗憾。我很庆幸，我挺过来了。
不久前，我受邀前往天津音乐学院为学生们讲授指挥课。周围的人常问我是否疲惫。一天的7个小时课程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我拥有近70年的歌剧指挥经验，能够将这些宝贵的积累传授给年轻一代，让他们少走弯路，这比什么都更有价值。歌剧是音乐领域的一项宏大工程，指挥是其中的统帅，不仅需要掌握专业技巧，更需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、组织能力，以及健全的人格。要想真正播下艺术的种子，就不能停留在表面。
临近百岁之年，我正与生命和时间赛跑，希望能多做一些事。自19岁参加革命以来，“为人民服务”这五个字，我铭记了一辈子，也为之奋斗了一辈子。
我一直认为，音乐家是最幸福的职业之一，生命中有音乐，就能永远保持活力。我这一生未曾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只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，努力做好该做的事情，为国家文化建设贡献绵薄之力。
作为一名97岁的老党员，我没有别的奢望，唯一珍视的就是一切能够为人民服务的机会。只要我还能行动，还能思考，我就会继续努力！